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捱着，像一锅永远煮不开的温水，泡软了曾经的惊心动魄，只留下黏腻的疲惫和日复一日的琐碎。别墅像个华丽的壳，里面塞满了尿布、奶瓶、孩子们的哭闹和两个女人之间大多数时间死寂的沉默。钱，像沙漏里的沙，看得见地往下掉。A先生那次留下的现金撑了一阵，王明宇早年预付的物业水电费也总有到期的一天。田书记案子的余波偶有风声传来，都让我们心惊肉跳好几天，但最终确实如苏晴预判，没有深查到我们这层，或许我们真的只是无足轻重的藤蔓，或许有人在看不见的地方使了力。但这份“安全”，并没带来丝毫轻松，只意味着我们必须独自面对生存的逼仄。

苏晴开始更频繁地外出，时间不定，回来时有时带些便宜的蔬果肉蛋，有时两手空空，眉眼间是更深重的倦色，但她从不提去了哪里，做了什么。我只在深夜偶尔听到她房间压抑的、极低的咳嗽声，才知道她可能着了凉，或者只是累狠了。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，交流全靠眼神和默契，以及围绕四个孩子形成的、牢不可破又令人窒息的日常流程。

直到有一天，她回来得比平时早一些，手里拿着一张有些皱的纸，上面是一个地址和联系电话。“以前认识的一个姐妹，”她语气平淡，像在说今天菜价，“她老公开了间小咖啡馆，在城西大学城边上，原先的合伙人不做了，急着盘出去，价格压得很低。她问我要不要试试。”

我正给田田换尿布，闻言手指顿了顿。咖啡馆？那是离我们如今生活多么遥远的一个词，带着林涛时代记忆里的小布尔乔亚气息，以及林晚初期被王明宇带着出入高端场所时见过的精致浮华。如今，它变成一个生存选项，突兀又现实。

“我们？” 我抬起眼，不确定地看着她。

“我们。” 苏晴点头，目光扫过在客厅地垫上玩积木的妞妞和乐乐，以及婴儿车里咿咿呀呀的健健，“总不能坐吃山空。那地方不大，后面带个小储物间，可以改一下，白天我们轮流去照看，晚上打烊回来。妞妞乐乐可以带去，那边有角落能让他们写作业玩。健健和田田……白天可能需要请个钟点阿姨，就请附近可靠的、年纪大点的，只看着，不做别的。” 她顿了顿，补充道，“启动资金，我把最后那点金子卖了。”

她说得条理清晰，显然已反复思量过。没有征求我的意见，只是告知决定。但我知道，这已是她在当前绝境里，能为我们筹划出的、最体面也最可能实现的一条路。不依附新的男人，不触碰灰色地带，靠自己的力气，开一间小小的店，养活四个孩子。

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，有微弱的希望，有对未知的惶恐，更多的是沉重的压力。我能做什么？除了这具皮囊，我好像没有任何经营咖啡馆的经验或技能。林涛的法律知识早已生锈废弃，林晚这一年多学的尽是些取悦男人的风花雪月和怀孕育儿的琐事。

“我……我能帮上什么？” 我问得有些底气不足。

苏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似乎闪过一丝极淡的、近乎无奈的东西。“你在店里，就是帮忙。” 她说得直白，“大学城附近，学生多。你往那儿一站，就是招牌。”

这话像一根细针，轻轻刺破了连日来我用顾影自怜营造出的、虚假的自我慰藉。是的，我的价值，终究还是落在这张脸，这个身体上。只不过，这次不是用来换取某个男人的庇护，而是用来吸引顾客，换取一点微薄的、靠劳动（虽然这劳动包含色相）挣来的生活费。

我低下头，没再说话。默认了。

盘店的过程比想象中顺利，也简陋得多。那间咖啡馆确实很小，不到三十平米，装修是几年前流行的工业风，如今已显陈旧，器具也有些年头了。苏晴那位“姐妹”的老公急于脱手，价格压到了底线。苏晴拿出卖金饰的钱，又和对方磨了许久，签下了一份条件苛刻但短期内压力较小的转让协议。我们几乎没添置任何新东西，只是彻底做了一次大扫除，将后面狭小的储物间清出来，勉强塞进一张折叠床和一张小桌子，算是孩子们白天暂时的落脚点。苏晴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便宜的绿植和二手书，稍微点缀了一下，让店面看起来不至于太过寒酸。

“晚晴咖啡”。店名是苏晴起的，用了我们名字里各一个字，听起来有点文艺，又带着点说不清的怅惘。招牌很简单，白底黑字。

开业那天，没有花篮，没有鞭炮，静悄悄的。苏晴穿着最普通的衬衫牛仔裤，扎着低马尾，在柜台后熟悉那台老旧的意式咖啡机。我则穿着一件简单的米白色针织连衣裙，长度过膝，领口保守，但布料柔软贴身，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产后恢复得越发窈窕的身形。长发松松地绾在脑后，留下几缕碎发修饰脸颊。脸上只薄薄打了层底，点了些唇彩，让自己看起来干净、清新，带着点我精心揣摩出的、易于亲近的温柔笑意。这是我的“工作状态”。

妞妞和乐乐好奇地在店里有限的空地上转悠，健健被我们暂时托付给了一位住在同小区、看起来老实本分的退休阿姨。田田还小，离不开我，就用背带裹着，贴在我胸前，睡着了就放在柜台内侧一个铺了软垫的收纳篮里。

最初的客人多是附近大学的学生，三三两两，图个便宜和安静。有人注意到我，目光会多停留几秒，带着年轻人毫不掩饰的欣赏或好奇。我学着苏晴的样子，尽量自然地招呼、点单、制作简单的饮品（苏晴紧急培训了我几天）。手忙脚乱是免不了的，打翻过牛奶，拉花拉得一塌糊涂，算错钱也有过。苏晴总是默默接手补救，从不多言，只是眼神扫过我时，带着一种“早知如此”的平静。

渐渐地，熟客多了些。尤其是男生。有个叫陈昊的男生来得特别勤，大三，学设计的，个子高高瘦瘦，打扮很潮，眼神干净明亮，带着富家子弟特有的、未经世事打磨的自信和直接。他第一次来，是我接待的，点了一杯美式，眼睛却一直看着我，笑着问：“姐姐是新来的？以前没见过。”

我按照演练好的，微微低头，露出一个有些羞涩的笑：“嗯，刚接手。”

后来他几乎每天下午都来，有时带着笔记本电脑一坐就是半天，有时和同学一起，但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追随着我。他会找各种话题聊天，问我喜欢什么音乐、电影，夸田田可爱，称赞我做的卡布奇诺（其实拉花很丑）有创意。他送过几次花，不是昂贵的玫瑰，而是小巧精致的雏菊或向日葵，用牛皮纸简单包着，说是“给晚晴咖啡增添点生气”。

他的追求热烈、坦率，带着校园恋情特有的清新和执着，与王明宇的掌控、田书记的晦涩、A先生的痛苦纠缠截然不同。这种不同，起初让我感到一丝久违的、属于“年轻女孩”的被追捧的虚荣和愉悦，甚至有一瞬间的恍惚，仿佛自己真的只是二十岁、在咖啡店打工的单纯女孩林晚，而非那个经历复杂、满身疮痍的林晚。

苏晴冷眼看着，从不干涉，只在陈昊又一次送来一大束鲜花、而我有些无措地接过时，淡淡说了一句：“大学生，零花钱多，心思也活。”

我明白她的意思。陈昊的喜欢或许真挚，但太轻飘，承载不起我们生活的重量。他和我们，是两个世界的人。

转折发生在一个周末的傍晚。生意有些冷清，苏晴提前回去照顾有点发烧的健健，店里只剩我和在储物间写作业的妞妞乐乐，以及篮子里熟睡的田田。陈昊又来了，这次没带电脑，显得有些心事重重。他点了杯喝的，却一直没动，看着我忙完一阵，忽然开口：“晚晚姐，你……是不是很缺钱？”

我擦拭柜台的手停了下来，心里警铃微作，脸上却维持着平静：“怎么这么问？”

“我观察好些天了，” 陈昊挠挠头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但眼神认真，“你总是很累的样子，照顾孩子，忙店里，苏晴姐也……你们很不容易。我……我想帮你。” 他顿了顿，像是下了很大决心，掏出手机，“我微信转你点钱，你先应应急，就当……就当是我预存的咖啡钱，好不好？”

我看着他年轻真诚的脸，心里那点戒备慢慢化作一片冰凉的荒谬。帮我？用他父母给的生活费零花钱？那点钱，对我们眼前的窟窿来说，杯水车薪。但另一方面，一种极其现实、甚至卑劣的念头，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。他说得对，我们很缺钱，非常缺。钟点阿姨的费用，下个月的房租（虽然别墅暂住，但其他开销），孩子们不断增加的开销……苏晴没说，但我知道她在硬撑，她的咳嗽越来越频繁，脸色也越来越差。

“我……” 我张了张嘴，拒绝的话在舌尖打转，却怎么也吐不出来。我需要钱。这个认知像藤蔓一样缠紧了我的心脏。

陈昊似乎看出我的犹豫，眼睛亮了一下，迅速操作手机。下一秒，我的手机轻轻震动。我拿起来一看，微信转账，金额：10000。备注写着：给晚晚姐买糖吃。

一万块。对他而言，可能是一次冲动的消费，一场游戏的装备，或者几个月的生活费。对我们而言，可能是健健下一阶段的奶粉，可能是拖欠的燃气费，可能是苏晴迟迟不去看的咳嗽药。

巨大的耻辱感和一种破罐破摔的麻木同时攫住了我。我看着那转账通知，又抬头看看陈昊那双清澈的、带着期待和某种隐秘兴奋的眼睛。他帮我的方式，和他看我的眼神，其实指向同一个目的。他不再仅仅是那个送花聊天的纯情大学生了。

我忽然想起苏晴的话——“你往那儿一站，就是招牌。” 招牌的功能，不就是吸引人，然后达成交易吗？只不过，这次交易的内容，超出了咖啡的范畴。

手指在冰冷的屏幕上悬停了几秒。储物间传来妞妞问乐乐数学题的声音，田田在篮子里咂了咂嘴。远处似乎传来苏晴咳嗽的幻听。

我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时，脸上努力挤出一个与往常无异的、略带感激和羞涩的笑。指尖落下，点了“接收”。

“谢谢你，陈昊。” 我的声音有点轻，带着刻意的柔软，“……你帮了大忙了。”

陈昊的脸一下子红了，眼睛亮得惊人，混杂着如愿以偿的激动和初涉此境的紧张。“那……晚晚姐，你什么时候方便？我……我知道有家酒店，环境很好，很安静……” 他语速很快，带着年轻人笨拙的急切。

我避开他的目光，看向窗外渐浓的暮色，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着，每一下都带着自我厌恶的回响。但声音却平稳地逸出嘴唇，轻得像一声叹息：

“明天下午吧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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